摸鱼中

备备到底该怎么打赢夷陵之战？答案在这里

“善于用人”，但“好感情用事”——毛泽东评蜀主刘备

毛泽东认为刘备能成大事的原因在于他善于用人，善于团结各方人士。

1957年3月20日，毛泽东乘专机自南京飞往上海，在飞临镇江上空时，即兴书写了辛弃疾的《南乡子·登京口北固亭有怀》，还对这首词加以解释。当谈到“天下英雄谁敌手？曹刘”时，就聊起“煮酒论英雄”的故事来：

“曹操说，夫英雄者，胸怀大志，腹有良谋，有包藏宇宙之机，吞吐天地之志。刘备问，谁能当之？曹操以手指刘备后又自指说：今天下英雄，唯使君与操耳。

尽管刘备比曹操所见略逊，但刘备这个人会用人，能团结人，终成大事。”

同年7月，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说：

刘备得了孔明，说是“如鱼得水”，确有其事，不仅小说上那么写，历史上也那么写，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。群众就是孔明，领导者就是刘备；一个领导，一个被领导。毛泽东这里强调刘备善于用人，有很强的组织能力。

1959年3月2日，毛泽东在郑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，谈起了翦伯赞在《光明日报》发表的有关评论赤壁之战的文章。

他说：刘备这个英雄，跟曹操同等水平，是厉害的。但是事情出来了，不能一眼看出就抓到，慢一点。刘备的长处是善于用人，所以能得到像诸葛亮那样颇有才智、品学兼优的智士辅佐。

刘备一生最大的败笔是在彝陵之战中，被陆逊火烧连营，从此一蹶不振。

毛泽东认为，刘备的这一失败，是他分不清主次矛盾和好感情用事导致的。

1941年1月，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。事变之后，在如何对待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问题上，共产党内产生了不同的意见。有人主张从政治上、军事上立即全面反击。

毛泽东则借用刘备的例子，指出对于各部分的国民党人，应当采取不同的政策，

“我们对于那些忠心抗日的人，对于一切非投降派、非反共顽固派的人们，对于这样的国民党员，是表示好意的，是团结他们的，是尊重他们的，是愿意和他们长期合作以便把国家弄好的”，

他说：“三国时期，荆州失守，蜀军进攻东吴，被东吴将领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，打得大败，其原因就在于刘备没有区分与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，在谋略中没有抓住主要矛盾。

诸葛亮在《隆中对》中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‘东联孙吴，北拒曹操’。

曹刘是主要矛盾，孙刘是次要矛盾。孙刘的矛盾是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。所以当孙权数次讨荆州时，诸葛亮总是一再推诿软磨，而不硬抗，直到最后才让出荆州的部分地方。

刘备不了解这一点，派了根本不执行联吴为根本、争夺荆州要有理有节方针的关羽去驻守荆州。……孙权便攻占了荆州，孙刘联盟瓦解。刘备见关羽被杀，荆州丢失，遂起兵攻打东吴，众臣苦谏都不听，实在是因小失大。

正如赵云所说：‘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，且先灭魏，则吴自服。’

诸葛亮也上表谏止说：‘臣亮等切以吴贼逞奸诡之计，致荆州有覆亡之祸；陨将星于斗牛，折天柱于楚地；此情哀痛，诚不可忘。但念迁汉鼎者，罪由曹操；移刘祚者，过非孙权。窃谓魏贼若除，则吴自宾服。愿陛下纳秦宓金石之言，以养士卒之力，别作良图。则社稷幸甚！天下幸甚！’

可是刘备看完后，把表掷于地上，说：‘朕意已决，无得再谏。’决意起大军东征，最终导致兵败身亡。”

毛泽东认为，只有“抓着主要矛盾，分清主次与轻重缓急，先曹后孙才是大局为重的上策”。

毛泽东的侃侃而谈，一番宏论，特别是通过分析刘备兵败身亡的历史教训来给大家以启迪，很快便统一了全党对皖南事变的认识。

吴蜀彝陵之战，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战役。毛泽东在1936年12月写的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》中，曾引用这个战例，来说明“双方强弱不同，弱者先让一步，后发制人，因而战胜”的战略战术。

毛泽东读《三国志集解》时对这个战役的批注，则是反过来从当时处于强者一方的刘备的角度，来总结经验教训，为其设想谋划。

彝陵在今湖北省宜昌市境内。公元222年，刘备率蜀国大军大举攻吴，连战皆捷。

进到彝陵，已入吴境五六百里，砍伐山木，连营扎寨，打的是阵地战。吴国都督陆逊则坚守不战，相持七八月。

直待刘备“兵疲意沮，计不复生”，利用顺风放火，攻破四十多个营寨，迫使刘备退到白帝城。

卢弼在《三国志集解·陆逊传》里，引用了清代学者钱振锽的评论：“陆逊破先主，无他奇策，只令军士各持一把茅耳。意先主连营，皆伐山木为之，故易火；若土石为之，逊其如之何？”

大意是说陆逊破刘备的办法，不过是用火攻；如果刘备不用山木扎营，以土石垒营，陆逊又有什么办法攻破蜀军呢？

毛泽东对钱振锽的评语不以为然，批注曰：“土石为之，亦不能久，粮不足也。宜出澧水流域，直出湘水以西，因粮于敌，打运动战，使敌分散，应接不暇，可以各个击破。”

在毛泽东看来，土石垒营，虽不怕火攻，但由于粮草供应不便，也不可能保障刘备的持久进攻。

刘备欲胜吴军的方针，应是“打运动战”，从吴军防守较弱的彝陵南边的澧水流域进攻，使吴军分兵，然后各个击破。

很明显，毛泽东为刘备做的这一胜吴假设，同他一贯的军事战略思想是一致的，也是他从长期的中国革命战争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。

《陆逊传》还记叙，刘备在彝陵战败，退往白帝城后，吴国将领“徐盛、潘璋、宋廉等，各竟表言：‘备必可擒，乞复攻之。’权以问逊，逊与朱然、骆统以为曹丕大合士众，外托助国讨备，内实有奸心，谨决计辄还”。

接着，卢弼引何焯的评论说：“大胜之后，将骄卒堕，溯流仰攻，转馈又难，一有失利，前功尽弃。昭烈老于兵，得蜀已固，非若曹仁之在南郡，可惧而走也。连兵于西，主客异势，决还者中人所能知也，盛、璋、谦如豕突耳。”

意思是，大胜后将骄，不顾主客观条件，试图连兵向西再攻刘备，很可能前功尽弃。读至此，毛泽东赞叹道：“何评有理。”

1949年3月24日，毛泽东由西柏坡至北平，路经刘备家乡河北涿州时，对身边的警卫员说：“《三国演义》中的刘备就是在涿州同关羽和张飞结拜成异姓兄弟的，这里就是书中说的‘桃园三结义’的地方。刘备的野心大……但他志大才疏学识浅，好感情用事，在许多问题上用感情代替了政策。